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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微信营销-来剂微信谣言防疫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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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在一个一月或八月的周四傍晚,一条带有大量图片和惊悚标题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弥漫开来,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条谣言。

在今年的愚人节,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了《微信年度谣言分析报告(2016)》,为谣言“拍了一张CT”,分析它如何像病毒一样传播,并希望能找到“宿主”,对症下药。

实验室主任张志安教授说,如果网民更多了解谣言传播的周期性和内容化妆术,就更容易识别和过滤谣言。“我们和微信长期合作进行谣言研究,就是想用科学和信息素养来防范谣言的危害”。

最好的时代,最坏的时代

微信辟谣平台上,实时显示的数字一直在跳动,他们每天会收到1万~2万条有关谣言的投诉。

谣言正从同事八卦的饮水机前“繁殖”到手机的方块屏幕间。

刮腋毛致癌、口香糖致癌、地暖致癌、食用味精致癌、蓝色洁厕块致癌……这种“看上去就很假”的消息已经算不得什么。一些掌握了高级化妆术的谣言才更具迷惑性和引诱力。有时候,就连微信平台本身,都被“病毒感染”。

今年年初,微信朋友圈兴起了一股测试浪潮,网友可以通过链接测出自己注册微信的时间、第一个微信联系人、发布第一条朋友圈的时间和使用微信的地点等信息。一时之间,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这个黑底绿点的测试界面“刷屏”了。

“我身边的媒体人、公务员、学者竟然也会‘中招’。”张志安说。很快,微信声明,这是一条谣言。

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如此容易,但分辨信息真伪的难度却在加大。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何凌南用那句经典的开头来形容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”。

看到“最新爆料”“惊爆内幕”“不转不是中国人”“你必须知道的几件事”这样的标题,多半要小心了,“这些标题令人惊悚,具有煽情夸大的作用,引起人们的不安全感。”张志安说。

再往下看,正文多声称援引某机构的消息,行文条分缕析,叙述方式具有亲和力,“好像在跟读者对话,用‘我’‘你’,而非第三方的表达,再加上引人注目的配图。”看似“有图有真相”,其实图片往往没有来源,张志安表示,标题的煽情加上正文的“权威性”更具欺骗性,能引发指数级别增长的关注。

满天飞的谣言像从上空掷下的病毒,说不准就会落在谁的头上。其中一个砸中了张志安的朋友,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。

“有一天他发了一个帖子给我,内容大概是说校长贪污腐败导致校舍倒塌,几百个孩子死亡,并附上现场视频。”视频的惨烈立马唤醒了人们的情绪,让人忍不住点了转发的按钮。

张志安在转发前先进行了一次辨别:用标题在微信里进行搜索,搜出十几个账号转发类似的内容,点击量挺多。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作了道歉,声明视频是“5·12”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的视频。“希望我们以后转发消息的时候能慢半拍,哪怕停下一秒钟也好,思考一下它是不是假的”。

今年过年期间,针对一系列谣言,国家和地方各级网信办要求有关网站予以处置,澄清事实,引导网民认清真相。包括“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”“免费领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加送2600元酒店住宿”等。

在快速传播的时代,政府要实现数据的公开。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,应该透过有效的渠道跟民众沟通

这份谣言分析年度报告以技术手段分析了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间,微信中被举报次数较多的2000多条疑似谣言文章,对其中的600多条谣言进行了人工编码。

语料库像是一个谣言的储存仓库,一些谣言经常“死灰复燃”、被反复传播,一旦一条新谣言里的关键字与语料库中的匹配,这条“借尸还魂”的谣言马上会被确诊。

何凌南相信谣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,就像物竞天择的自然界,那些经过大浪淘沙的谣言存活下来,身上均携带着可以复制的基因。

从原创性上看,95%的谣言都是非原创,往往经过多次加工,被改头换面后更加贴合时效性和当地性,从而获得广泛传播。何凌南称之为“削减磨平”的过程。

比如一女生看到声称迷路的小孩,就带他回家。在按门铃时女生被高压电电晕,隔天醒来发现身处一间空屋里,衣服被脱光,身边什么都没有了。

这条消息警方早就辟过谣,称没听说过此类案件,并且认为作案手法成本太高,漏洞太多,在现实中很难实现。

可是,像《请一定转给你身边的女生看,这是最新骗局!》这样的文章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朋友圈“撒野”,单条阅读数超过2000万。

对于未知的恐惧和焦虑是人们无法解开的难题。如果说微博是广场,“大V”能快速联系到很多人,一个人在公共广场演讲,信息就能很快澄清;那么微信就更像客厅,只有好朋友来,“阻隔”给辟谣带来了难度。

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即将要做的,就是找到这群“宿主”后,去他们的社群精准投放辟谣的帖子,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,让它像情商、智商一样,成为一种不能缺少的能力。

“这也对政府的治理提出新的挑战。在快速传播的时代,政府要实现数据的公开。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,应该透过有效的渠道跟民众沟通。”这也是何凌南研究的课题,一些政府发布的信息或是在传播方式上有欠缺、或是发布不太及时,造成了信息的阻隔,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喜欢在官网上挂出信息,实际上并未真正到达受众,传播力不够。

谣言风起不到10天,公司高管通过调查发现,纽约地区一半以上的孩子都知道了。研究信息传播的社会学家邓肯·瓦茨说,“关键在于传播信息的意愿,而非你拥有的地位或名望。”

何凌南将一些受过教育的、拥有丰富互联网使用经验的人称为互联网中产阶级。他们认同主流的价值观,买东西上京东淘宝、看电影去豆瓣刷评论、出门用滴滴优步打车,这部分人较少被谣言迷惑。

另一部分互联网“底层人群”,大多是中老年人,刚刚用上智能手机,主要用于跟亲友分享养生贴、旅游的照片和发送节日的问候,“一直弄不明白怎么网购付款”。这群人是谣言的目标人群。

谣言反映出公众对某些现实社会中的东西特别在意,能促进线下的解决

“热点事件就像人很多的公共场所,谣言病毒喜欢在有特别多‘宿主’的地方活动。” 何凌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
正如过年时“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”的谣言,在何凌南看来,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,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感和压力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马克·沙勒指出,最近哪个话题比较热,这个话题一定会出现谣言。

研究发现,此次抽取的谣言中,比例最高的是失实报道类,占比达31.4%,主要包含社会政策/秩序、经济状况等内容;其次为健康养生类,占15.1%,主要涉及食品安全、疾病和健康养生等内容;再次为奇闻趣事类主题,占比13.5%,主要涉及各类迷信怪谈和八卦等。

“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快,总是面临信息不透明的情况。对不确定信息的探索需求始终存在,这就不可避免产生谣言。”何凌南说。

在小说刚出来的时候,人们担心里面太多的幻想会不会损伤神经;报纸刚出来的时候,人们担心一小块一小块的文章会不会损害注意力;漫画刚出来的时候,人们担心会否带坏小孩子……“社会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变,形成压力,会带来谣言的增加。”何凌南说。

指尖滑动中闯入眼里的谣言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脑和四肢。首先造成观念的变化、态度的变化,继而转变成行为上的变化。“人们可能直接看不到谣言把人害死了,但是确实会影响行为。当时说酸奶是皮鞋做的时候,长期影响酸奶的销量,疫苗也是如此。”何凌南说,谣言导致的不信任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。

现代的社会,人们用陌生人的车、让陌生人看病、住陌生人的房子,需要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。但谣言大大消耗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,像癌症细胞一样扩散。

但是,公众对谣言的认知程度也能为预警提供指标。比如当一项传染病的谣言散布时,如果公众的搜索是关于传染病本身,此时可能仅停留在关注状态;当搜索升级为如何预防和治疗,说明已经涉及行动。

就像转基因,一直是谣言的重灾区,提醒农业部门要进行更好的监管,带动现实社会治理中的议程。“谣言反映出公众对某些现实社会中的东西特别在意,能促进线下的解决。”张志安说。